凌宗伟/剑男:教育价值、教育伦理与教育实践

8已有 391 次阅读  2017-06-25 05:55
按:此文刊发于《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版)》 今年第6期

剑男:

尊敬的宗伟先生,很高兴您能接受这个访谈。最近有位初二女生的一篇《愿你》走红网络,但各有各的评价。您作为资深语文老师和学校管理者如何看这篇文字,以及各方的评价?

凌宗伟:

谢谢剑男主编!关于这篇文字,我觉得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当下作文教学应该如何改善的问题;二是如何应对网络学习与影响的问题,三是教育(教学)评价的价值取向问题。

从作文教学的视角看,我觉得中小学作文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转,习惯了让学生模仿范文。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也是作文教学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招生的考试其功能就是选拔,而不是水平测试。招生考试主要就是凭一张试卷说话,这就使得基础教育的各科教学,自觉不自觉地受“应试教育”的胁迫,紧跟高考“指挥棒”,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高分就怎么教。语文教学自然也逃不脱这样的“必然”,尤其是作文教学,高考作文的形式以及评分方式催生了宿构、抄袭、套写等不良风气,这风气往大处说破坏了正常的语文课堂生态和教学序列,往小处讲严重影响了学生写作能力甚至思维能力的提高。这样的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行为带来的后患是,中小学生普遍缺乏系统的作文训练形成的基础的表达能力和功底,这样的结果,也造成了他们往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捉襟见肘——大学生、研究生写不出像模像样的文章,更别谈人文情怀、审美情趣和思辨能力;甚至不少人会出现在公开场合不能离开文稿表达观点或者所言让人不知所云的尴尬局面。

从教育层面看,作为教师我们跟多的关心的是人之常情,有考试,就要有应试,却很少会在人之常情的基础上往前一步:考试的应然本不该成为教学的“指挥棒”。如果我们一味强调人之常情,其教学就难免双膝骨骼缺钙,奴性地将应试之术归于素质的一部分;从语文学科的视角出发,也就难免把重复训练、宿构、抄袭、套写奉为圭臬。因此,我们总是将提升各科教学水平的重担寄托在中高考改革“指挥棒”肩上。殊不知通过“应试”来摆脱“应试”,只是一种梦想。

但就作文教学而言,依据范文套写似乎在刚学写作时无可厚非,但学范文,如果不能摆脱范文,到头来也就只能是鹦鹉学舌了,就如学书法,描红、临帖不是目的一样,最终的目的自然要走出范本,形成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书写自己的生活与思考。

回过来看这篇网红作文确实有如一些评论所言,文笔流畅而细腻,逻辑清楚,切合主题,是值得表扬的。至少它在形式上没有落入应试作文的窠臼。而我以为这一点恰恰是当下作文教学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考试作文的窠臼难免导致学生作文的千篇一律,格式固化,久而久之让学生习惯于说套话、说空话,乃至在追求华丽的辞藻上费心思,绞脑汁。所以,对形式的创新必须给予肯定。只不过我们在肯定这篇作文形式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它的问题:空洞无物,尽是他人言的整合。我以为作文教学的要义从内容上看就是让学生说真话,说自己想说的话。因此光鼓励学生作文形式的创新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作文不仅要有话可说,并要说得有感情,有思想,还要有实际的内容。比如如何“平安无事地度过青春期”;如何做明媚的自己,而不是被迫的成长;如何活成自己;如何活得有趣一点……就要说得具体一点。当然,也无需每一个方面都讲透,但至少可以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说得具体一点,展开一点。

日常的教育要尽可能为学生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因为没有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与体验,作文内容就难免会东抄西摘;但更要提醒学生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经历与体验做一点深入的审视,想一想得失,理一理经验与教训,或许这样坚持下去,当自己拿起笔来,就不只是搜肠刮肚,寻找辞藻了,至少想起的也不只是过往的阅读与浏览,更有自己实实在在的生活与思考,就有可能避免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毛病。

互联网给人们打开了视域,但因为种种原因网络也催生了更多的鸡汤文字,这些文字难免影响青少年学生乃至成人的表达方式、学习方式。通观这篇文字,之所以会给人似曾相识、东抄西摘的感觉,恐怕是小作者长期受网络表达的影响缘故。如果学生有了丰富多彩的人生阅历与体验,如何将这些阅历与体验自然而然地融进来,自然离不开老师的引导。所以,我觉得,指导老师对此文光有“实在酣畅又深刻,阳光又温暖,说出了很多人到中年的人想说的话!”这样的评语远远是不够的,还要告诉这个孩子,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内容远比形式重要。在语言表达上有条有理地整合他者的言辞,融通他者的言辞,固然是一种能力,但在整合的基础上更要注意学会将他者的表达化为自己的认识,至少要学会转换,而不能只是简单的组合。在具体表达的时候更要用真实生动的言语将生活与思考呈现出来。雅思贝尔斯说,“只有当我们不是故意遣词造句时,语言才是真实的。但是要有纯熟的语言,我们就必须不断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语言,最有力的、最真实的、最坦白的语言是我们完全成为自己并且熟悉事物时,自然流露出来的语言”。初学写作,能够将他者的言辞拿来为己用确实也是一根可以救命的稻草,但需要明白的是,当教师的给了学生这根稻草,或许可以救他一时,但却救不了他一世。将来的文章还是要他自己写。

作文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本就当是他自己生命的言说,是他此时此地情感的流淌,而不是他者为自己代言。须知,“临摹”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作文指导的价值是为了帮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准确清楚地记录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情感。

剑男:

那么,您对互联阅读、写作以及学习有那些思考和建议呢?

凌宗伟:

毋庸讳言,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们的阅读资源,而且催生了大量的网络写手、网红文字。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出现,就如克莱舍基所言,“我们已经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了一起”。“一则新闻可以在刹那间由一个地方扩散到全球,而一个群体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因合宜的事业而被动员起来”。毫不夸张地说,网络可以让我们在瞬间尽知天下事,也可以上一个人很快地成为“网红”。只不过有的人是为红而红的,有的人则如《愿你》小作者一样无意走红而红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以为都不是坏事,需要提醒的是要警惕互联网阅读、写作与学习可能给自己,给学生带来的急功近利与浮华肤浅,使我们沉沦为“点赞党”、“搬运工”和鸡汤“烹饪师”,甚至很有可能使得我们的学习流于浮光掠影,使得我们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线网络社群明显的存在着“同类相聚”和极化现象,不少群体和个人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社会网络可以强化某种现存观点,扩大某种观点的影响力。在线网络社群更多的时候会使人们处于一种群体性无意识之中,或被舆论裹挟,或利用舆论拉升某种在现实社会中难以达到的期待与目的。使得许多原本孤单的个体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他们抱团取暖,互相鼓励,不再孤单。这原本是一件很好的事,但当人们一旦发现这特殊的环境让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更容易发挥他们在线下发挥不了的影响力的时候,便以寻找同一尺码的人,以及以“吸粉”为目的而罔顾教育伦理,不讲学理,不顾逻辑,一味迎合受众口味,甚至误导受众。作为教师,尤其是一些有点名气的教师,万不可忘记“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特征就是还存在着其他人”,尤其还有一大批心智未成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学生,而能简单地认为博客、QQ、微信只是一个虚拟的社区,就可以毫无约束、肆无忌惮。

作为教师,我们更有义务告诉学生,互联网阅读、写作与学习的弊端:在线网络对输入其中的任何东西都会有放大作用。作为输入者需要的是慎之又慎,作为阅读者、学习者,需要的则是判断力与甑别力,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误导他人或被他人误导。须知,许多时候,“电脑不做别的,只是玩弄人们对搜索的着迷……”,“我们正陷入空前的‘网络统治一切’的危机之中,就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忧虑的那样,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而现在这技术等同于网络。”作为老师必须提醒自己和孩子保持警觉,读多了鸡汤文,难免会使我们长于煽情而罔顾理性。

有一个需要提醒教师的问题是,今天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借助“作业宝”与“写作生成器”之类的软件完成作业和写作了,“写作生成器”这类软件只要你将人物、着装、故事概要、细节等输入进去,就会编辑出你想要的文字来,而且文字蛮优美,甚至可以帮作者规避抄袭,确保“原创”。互联网时代,许多时候,我们还真的难以确定一些学生的作业究竟是如何“做”出来的。这恐怕,也是互联网给中小学教育带来的挑战之一。所以,今天的教师,必须重视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学习,否则我们将无以应对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学生的挑战。

剑男:

也就是说,作为教师,不仅自己的网络写作与发表要慎重,而且还有责任引导学生审慎地对待网络阅读与写作,还要重视学生的诚信教育以及学习习惯的引导?

凌宗伟:

对。作为教师,在教学中需要用自己的智慧激发学生的智慧,用自己的行为影响学生的行为。至少自己所写的东西要有就“事”论“理”的意识,要讲究学理,要恪守教育伦理,尽可能避免感情用事,更不能因观点“正确”而不讲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要及时引导学生对网络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有意识地培育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就“事”论“理”的技术。无论古今中外,大凡成功者都特别爱煲“心灵鸡汤”,偶尔喝喝或许是有益的,但是喝多了心是会蒙的,须知每个人的结论都有他特定的条件与背景,离开了这些条件与背景许多见识与道理未必就是真理。想要提升自己的认识与思考,还是要尽可能读一点经典。如果用心啃了几本经典,或许我们就不那么容易被鸡汤文所诱惑了。网络阅读的缺陷,需要通过纸质阅读来弥补。网络学习的不足,要靠面对面的交流来弥补。

剑男:

那么如何理解您前面说的网络上对《愿你》不同的评价,折射出的不同的教育(教学)评价的价值取向问题呢?

凌宗伟:

首先,我以为,无论是褒,还是贬,是鼓励,还是批评,对这个孩子,以及作文教学的改善都是有价值的,这也是互联网的价值所在——对同一件事情需要不同的声音,有了不同的声音,我们所期待的包容才有可能得以实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自由论》中说:“一个人能够对某个问题有所知的唯一办法是听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不同意见,了解具有不同思维特点的人是如何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探究这个问题的。所有有智慧的人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其智慧的,人的智力的本质决定了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使人变得聪明起来。”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跟人也不一样,人的智能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人对同样的问题的认识的不一样。作为从事教育和教学的专业人士来讲,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就有可能拘泥于唯一的标准,这样的评价就有可能是单一的,不全面的,甚至是有失公允的。各种不同的评价折射的是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不同的取向意味着不同的改善的方向与路径。所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真的想要进步,就应该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并努力在各种不同的声音里寻找改善的可能。

只不过作为教育者,我们对孩子的评价更多地需要考量的是教育的价值,这价值就是“使人成人”。当然,在具体的教学教育中,还要考虑学科教学的价值,比如作文教学就有作文教学自身的价值——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思辨能力、表达技能、审美情趣。所以,对《愿你》这样的文字的评价,我既不主张一味地捧,也不主张一味地批。我更多地主张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中肯的建议,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进而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至于对《愿你》一文的改善的建议,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由此问我更多地想到的是雅思贝尔斯说的,“教育必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教育的目的在于让自己清楚当下的教育本质和自己的意志,除此之外,是找不到教育的宗旨的”。作为教师,我们必须明白,“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的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

在日益浮躁的教育生态下,我们需要的是要静下心来,思考教育的使命所在,学科教学的使命所在。就语文教育而言,我以为它不仅是工具和载体,更是人的生命和精神活动,是作为人生命体验与提升的文化表征。因而,语文教育要从关注人的生命生长的的高度出发,在帮助学生提升语文素养的过程中丰富学生生命的色彩,用教师的生命润泽学生的生命,而不只单单教会学生应试的技能。语文教育首要的是要让学生肯读书,想表达。阅读可以使人开阔视野,丰富阅历;阅读可以触发联想,产生灵感;阅读还会使人发现不足,调整方向。表达可以厘清思路,清醒认识;表达可以丰富想象,分享思想,涵养生命,认清道路。当然,这阅读不只是网络的,还包括纸质的。

我更想强调的是,作为教师,无论你是教哪个学科的,在今天,最为重要的还是理念的转变,观念不转变,其思考与行动自然只能在“术”的层面徘徊。

剑男:

此话怎讲?

凌宗伟:

有人说中国教育最不缺理念,最缺的是实践,不少前辈也说“知易行难”。但实际的情况往往是“行易知难”,甚至是“行难知亦难”。其实,关于教育的理念许多大家在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几乎早已经说完了。问题是我们对这些理念的认知与解读往往是肤浅混沌的,于是在具体选择的时候又往往就莫衷一是。至少当我们回过神来审视当下各种盛行的模式、技术、经验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原来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似乎除了“人之常情”之外,还缺少一点价值取向、道德伦理。因此,我以为时下的教育所缺的恰恰是超乎“人之常情”的合乎人伦的、贴地而行的理念。

有一些教育人,总是告诫人人们少些空谈,多干些实事……凭什么判断那些谈论教育问题的人就没干、不干实事呢?我要说的是,总是摸着石过河,说不定哪一天就淹死在河中了。

比如去年河北有位“悲情局长”不惜以辞职来表明不合作的态度,来对抗家长及行政体制对其强推教学模式的否定,并以一席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了舆论的普遍关注和声援。可以说,一名局长为了推动教改,特别是在其认定的方向上,抛弃个人名利,以辞职的方式反讽教育,以情绪化的呐喊诘问教育,多多少少包含了些唐吉哥德式的悲剧色彩,并极容易感染情绪,形成大众与媒体对教育制度和行政方面的反噬。这种“受害人心理”在传播学上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一个被许多人忽视了的问题是:当被情绪发泄遮蔽了双眼的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理性可以保持清醒?

抛却情绪的外衣,回到事件本身的逻辑来看,我们或许会发现他所主张的教改模式严重背离了教育常识与规律:教学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一定是主体性的,它是基于具体的学习内容与具体的人的。作为教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套看家本领,这本领于他而言就是他的模式。作为学习者同样有一套他自己的学习方式,这就是他的学习模式。不同的学校有它不同的传统与文化,不同的学科也有其不同的教学特点,在一所学校,一个学科,不同的主体自然会有不同的模式。要求一个学科,一所学校,一个区域用同一种教学模式教学,就是“模式化”,模式化就是不承认教学主体的反教育的意识和行为,是应该警惕和批判的。全县以行政手段推行一种教学模式本身就是反智行为。杜威早年就有这样的告诫:“如果我们把一个所谓统一的一般方法强加给每一个人,那么除了最杰出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碌碌庸才”,模式化的巨大风险性,就在于抹杀了教育价值的多元化表达,令整个生态衰退为单维度的同质化,乃至劣质化趋向。身为教育局长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视家长的意见于不顾,对政府的叫停不理解,以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围观者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理性的审视,而不是简单地为其不平或对其谴责?

许多情况下,我们就是没有认识到“摸着石头过河”的危险,一味地顾及学业的提升与升学压力的“人之常情”而不愿意沉下气来审慎、独立、自省地行走乃是处事之大忌。更没有意识到实利主义——只重视形而下的操作之术,却不论形而上的价值支撑和哲学观瞻可能给一方教育乃至一代人带来的灾难。

就“悲情局长”愤然辞职而言,我们是不是可以提醒各位教育同仁回到对价值的认识上来寻找相对合适一点的教学理念,而不只是一味地在操作层面思考?搞教育的本该明白,教学本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更多的是教师个人的创造,当然这创造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也是要讲究科学与艺术的,至少是要尊重常识的——脑神经科学、教育学、课程论等。所谓改革者,至少要读读加涅的《学习的条件》、《教学设计原理》或者乔伊斯的《教学模式》,或者《教育与脑神经科学》之类的专著,而不是只听专家和领导的,更不能是凭自己的感觉的。

所以,我以为“中国教育最不缺理念,最缺的是实践”这样的表述是不是可以更完善一点,即:“中国教育不缺理念,缺的是科学的、理想的、可以落地的理念,最缺的是在科学的、理想的、可以落地的理念指导下的实践”。

剑男:

那么您觉得怎样的理念才是“科学的、理想的、可以落地的”,有衡量标准吗?

凌宗伟:

我以为,所谓科学,就是建立在哲学、伦理学、脑神经科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教育科学理论的上位学科理论基础上的;所谓理想,就是结合古今中外那些思想家、教育家所倡导的教育理想与时代、与未来接轨的教育追求,而不只是一味迎合“人之常情”的教育追求;所谓可以落地,虽强调的是操作性,但更强调各种操作背后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说方式方法要符合教育教学原理。总之,这一切必须是从教育的价值出发的,是为实现教育的功能服务的。

著名教育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是这样诠释教育的价值的:“我所说的‘教育的价值’中的‘价值’,有两层含义:教育是有益的、很重要的和有效的,但却是一种勇者之为,是人类迈出的勇敢的一步。”这两层意思我的理解:一是希望我们认识到教育对于人的成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有效性,是有助于“使人成为人”的事业。二是说当下的教育是一种异常复杂的工作,许多时候我们会遭遇冷嘲热讽,以至打击压抑,需要勇气去坚守教育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理解学科价值的话,就是任何学科教学的教育价值都是指向人的,而不只是指学科知识。

康德在谈及教育功能时说,“教育最大的秘密便是使人性完美,这是唯一能做的”,“改善人性完全在于良好的教育”。换个说法,能使人性慢慢变得完美才是教育的功能所在。“经过教育继续改善人性,提高品格,使人性具有价值,是非常可喜的”这就是教育的最大功能。

可见,无论怎样的理念,怎样的实践都不能背离“使人成为人”“使人性完美”的价值追求与教育功能。

如何衡量?我以为民国教育家刘百川早年所言可以参考:“我们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内在的活动,就是让其成为生命的活动。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所以,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而今天的实际情况,也如刘先生所言,“今天,恰恰相反,老师不快乐,学生更不快乐。”我们的教育管理与举措,总是希望通过制度、条文来实现我们期待的效益,但是我们在考虑制度、条文的时候,又很少考虑具体内容和具体对象的实际。这恰恰是今年的教育管理者乃至于大多数教师逃不出的困境。即便是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教师,当遇到具体的教育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自己的孩子的教育上,往往也难免趋同于“人之常情”而抛却美好的理想。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知难行亦难”。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今天的教育人首先还是得在转变观念上下功夫,唯有观念改变了,行为方式才有改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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