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尘:一个记者的纪念日:没有反思的纪念不是纪念

2已有 24 次阅读  2018-05-17 09:59

一个记者的纪念日:没有反思的纪念不是纪念

2018-05-12 

喻尘

 

十年前的512日下午,我在从广州飞往北京的飞机上。飞机落地,打开那个已经记不清名字的首代智能手机,马上接收到了中国移动推送的“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对于我来说,这是这场地震记忆的开始,之后多次抵达震区,走遍了汶川、北川、青川的城镇村落,于今天来说,十年前的记忆已是碎片,即便我想把它们串起来,可是我却难以找到一条线。

因为我是对既往工作最不愿意“让自己走进去的人“。做了十多年的记者,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故事,在我来说,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过往,南疆喀什的乡村是这样,苏北沿海受污染之害的农民如此,汶川灾区的每一个灾民图谱也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忆,从何处开始,到何处结束。因为每一个采访过往都是这样,每一个故事的开始或结束,我从始至终只是一个局外人。

这样一种“在野”或“在边上”的态度,我要重新审视的,不是他人的故事,而是自己潜在的问题。我相信我这样说会冒犯很多曾经的同行,我也相信在那场大地震现场,我的同行是真的为场景所动而掉下眼泪,我也是,不管再怎样超然度外。所以,这正是我要反思自己的:究竟“眼泪”对我的报道影响的分量有多重?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当时的哪些报道是不客观的?哪些是被过度描述的?而哪些又是被疏漏的?

我相信十年后的那些曾经在现场的同行,今天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当时如何如何”,可是在放下谈资之后,我们又留下了什么?翻看十年前的报纸,有哪些是可以穿透历史,真正地被留下来?

我也相信,很多我的同行,在十年前踏上那天灾难的土地时,是抱着一个“游客”的心态而去的,原谅我这么直接。有多少人只是为了在职业履历上“刷”下那么一道,而去了灾区现场。所以,我对这场灾难除了撕心裂肺的场面,而能够深记的是:没有秩序的、乱了套的媒体采访,过度宣泄的悲情,被放大的不真实的人物……原谅我的刻薄,因为我也是这样批评自己。

我记得在地震9天后,绵阳九州体育馆,我和同事为了写震后第一个儿童节的故事,采访了在体育馆被收留的暂时“无家可归”的孩子。其时,他们在志愿老师的带领下,做着简单的游戏,有着简单的快乐,我和摄影师站在场外,看着这一切,我觉得这是与地震无关的事情。

场外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阴雨密布,那一天清清爽爽,灾难似乎与此无关。而我和摄影师为了故事,不得不去打破这种简单,这种平静。又有多少同行像我这样呢?两个月后,在一个大学举办的“地震报道讨论会”上,一位同行向我提起这篇报道表示赞许,而我真的不知该如何作答。

地震的那个下午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我读着美国著名记者塞巴斯蒂安·荣格尔的书《熟骨头》,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是“火如何灼痛自己”。荣格尔是天生的对“边缘人”、“极端情境”着迷的人,他报道过美国西部的山林大火、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穿越过争端中的塞浦路斯。

荣格尔对灾难的刻画冷静,对细节的描述既像他在现场,但又有距离感,他在“火灼痛自己”的过程中,却时刻保持着清醒,这在他和同事分为两端,穿越两个“不同世界”的塞浦路斯时,尤为保持得到位,这也帮助他能够顺利完成工作。

我认为,我和荣格尔的距离,隔着一个太平洋。

后来,我把这本书推荐给震后写“灾难报道手册”的同事,遗憾的是,我并没有从后来的手册中看到荣格尔的影子。东西方报道者对故事的写作,隔着的不仅是太平洋,还有价值观和文化,这是从“诗经”到“圣经”的距离。

我在的那家媒体,在十年前的这场灾难中,投入的报道人力、物力、财力应该是中国所有媒体中是最多的。我们包下了成都军区望江宾馆副楼的一层楼,调集了多辆越野车进入灾区,60名左右的一线记者分批次进入灾区、回成都轮换。这成为当时许多同行羡慕的事情。

我们在事后做了总结和反思,但停留在物资、装备、器材之上。之后,我参与并调度了玉树地震、利比亚战争、海地地震、泰国红衫军骚乱等多场灾难事件现场的采访,物质条件确实得到了大幅提升,反应更加敏捷,讯息传递再也不用“人肉”了(这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

可是,对于在报道中遇到的社会伦理、文化、宗教等的准备,至少在我当时服务的媒体里,接受此类采访任务的记者,没有被培训过,我也相信中国的其他媒体更不会有此意识。而对报道者自身知识素养的积累要求,更没有认真做过。

512之后的很多讨论会上,我的国内同行都提到了“专业性”的问题,可是,大家的讨论却永远“不落实际”,此“专业性”不是指报道手段,而是报道者是否有相关故事内容的阅读能力。地理、历史、人文、宗教、民族学等等相关知识储备的匮乏,致使我们的报道显得那么浅薄。

在四川现场,我给一些同事推荐了台湾学者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数年前的一个长篇描述“文化断裂地带和地理断裂”相关性的故事,但浅显的阅读,并不能马上帮到我们。

十年后,我啰啰嗦嗦要说的是,地震灾区现场那些我曾经见过的人,我记不住了,他们的面孔模糊了;那些我可能还记得住的人,我也不愿意回忆了,我不想做一个沉浸在自己写过的故事里的人,所以我也不像其他同行那样会再去看他们。十年后,我和我曾经报道中的人,活在两个轨道上,他有他们的轨道,我有我的,这就是生活。

因为,我不想为了自己的回忆而惊扰别人的痛苦,这是12年前,在唐山,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位医生,在给我解释“PTSD(编注:创伤后遗症,是指人在经历过性侵犯、战争、交通等创伤事件后产生的精神疾病。)时讲到的。

我停留在对已经于己不相干的职业的反思中,并以此怀念曾经的职业、工作、和同人,也许若干年后,我还会去故事的现场,那时,我希望和荣格尔隔着的,只是太平洋。

 

作者简介:喻尘,曾为记者18年,现为某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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